对经济压力和宪法问题的比较

我之所以对宏观经济学产生兴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框架，让我们思考与我们集体福祉密切相关的广泛主题，比如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如果这些领域出现问题，经济理论则提供货币或财政政策解决方案。货币政策由联邦储备系统监管，主要涉及信贷条件相关的问题。而财政政策则涉及政府支出、税收和其他行政法规。

然而，经济理论的一个致命弱点在于，有时不同的问题领域会同时出现，而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反而会加剧另一个问题的条件。滞涨就是这样一种二元论。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滞涨是指经济增长不足，失业率过高，以及通货膨胀率过高的并存现象——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情况。经济增长缓慢和高失业率需要扩张性政策，这通常会加大价格上涨的压力，从而恶化通货膨胀。相反，紧缩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对抗通货膨胀的适当措施，但这将以经济活动减缓和失业率上升为代价。

解决当前问题需要识别一些措施，旨在限制作出妥善处理一个问题时不加剧另一个问题的可能性。在经济工具箱中找到这些货币政策上的解决方案特别困难，因为我们的货币政策机构可用的工具相对笨拙。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遏制通货膨胀上的努力必然会减缓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刺激经济增长的努力又会导致价格上涨压力加大。目前，联邦储备似乎倾向于应对经济放缓的威胁，发出信号，暗示世界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降息做好准备。此时唯一的问题是降幅有多大，时间有多快。

相比之下，财政政策提供了更多的途径，通过这些途径，最终效果可能更具针对性，允许针对一个问题取得进展而不一定导致其他地方情况恶化。关税政策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机会。

特朗普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商品的广泛征收关税，直接提高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为进口商品所支付的价格。特朗普政府反复宣称这些成本由外国供应商承担，太多人相信并重复这一谎言，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并不是说这些关税对我们的外国供应商没有影响。实际上，它们确实受到影响。向美国买家出售商品的外国实体，因这些关税的存在，其来自美国客户的需求降低，但由于我们的关税政策，这些外国供应商的经济活动减少了，使他们购买我们产品的能力受到抑制。

适当的政策很明确：取消关税。这一政策转变将同时降低美国人对进口商品的支付价格，并刺激外国人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额外需求。双赢。我并不是说取消特朗普的关税就足以解决我们所有的经济问题。显然，这不够。关税对经济来说无疑是不好的，但它们的总体影响是有限的。尽管如此，在这一问题上做出180度的大转弯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重要的是，经济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甚至可能是次要的。特朗普的破坏性政策不仅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成本，还激怒了我们的贸易伙伴，促使他们中至少一部分寻求远离美国，与中国进行更紧密的合作。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有利的方向吗？我认为不是。此外，这些关税的实施方式提出了一个关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根本性问题。特朗普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征收这些关税的权力正在受到挑战，最高法院定于本周晚些时候对此问题进行口头辩论，并预计将在12月发布裁决。

关于这一问题，《宪法》第1条第8款规定：“国会有权征收和收取税收、关税、进口税和消费税，以偿还债务，并为美国的共同防御和一般福利提供保障……”这一条款的措辞可能有些过时，因此需要明确的是，进口税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而消费税是对国内销售的商品征收的税。这一条款明确赋予国会而非总统征收关税的责任。我们对这一条款的忽视将不利于我们。

关税的经济影响无疑是负面的，但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尽管它们有多糟糕，我们仍然可以容忍它们，尽管代价高昂。但对宪法的违反则不是这样。最高法院若未能否定特朗普征收的关税的继续存在，将可能使宪法的一项关键条款失效，甚至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

作为一个非律师，这个案件对我来说似乎没有悬念，但我又能知道什么呢。无论如何，制约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权力似乎完全掌握在法院手中。天佑我们。我觉得这样的问题竟然会是开放的——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是令人震惊的。在没有我们宪法所定义的权力分立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能阻止我们变成一个烂国家呢？